纪实文学,也谈40年前的高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作为一名知青,被家乡一家专门生产电影胶片的部属化工厂招工录取,从农村回到了阔别近十年的老家。这家厂座落在美丽的太湖之滨,离市区坐车起码要半个多小时,因此工人上下班都有厂车专门接送。由于我接到录取通知后过了一个月才返城,因此原本接送新工人到厂报到的专车已撤消。所以如果我不能在早上七点去搭乘工厂正常的班车,就只能骑近三个小时山路的自行车自己去工厂报到。因为在农村时骑三五个小时的自行车是等闲事,所以我决定骑自行车去工厂报到。

那时候兵团司令部在哈尔滨,驻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机关设立领导小组组长,兵团后勤部部长叶延军多次来二机厂检查指导二机厂文革运动。

       
最近,各种媒体包括微信上都在谈论恢复高考40年的事。触发我这个惰性的人,应该写点东西记念一下。事实上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一批人,一是我就是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取大学的;二是学的是师范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高校工作,每年都与高考直接联系;三是从进入大学、工作直至退休恰好也是40年。

为什么起这个题目?因为写的都是过去在工厂里的生活琐事,加之这个企业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写工厂的事,过去总是鄙视这段低调生活的经历,总是不愿提起它。前些日子,在一次外出采风活动中,同省市知名作家谢维衡一起攀谈起来,他说他也在棉油厂干过,莫言也在棉油厂干过,而且这位知名作家跟我还是在同一个厂里,只是年代不同罢了。我想,大作家们都干过与我相同的工作,写真实的生活经历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那我还怕什么?于是就写了起来。

我只化了二个多小时就到了电影胶片厂。这家工厂很大,它占据了整整两座山头,我进了工厂大门还要骑很长一段路才到达工厂办公大楼前。当时正好是近吃午饭时,我见到楼下站着三位看上去很像新工人的年轻姑娘,就向她们打听去劳资科怎么走。离我最近的一位姑娘看到我推着自行车站在那里,不回答我的问题却先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从市区骑自行车来的?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立刻转头哈哈大笑问自己的女伴: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傻瓜?这么远的路居然骑自行车来!然后她又回头看着我,一边笑一边问我:你说你是不是个傻瓜?这么远的路居然骑自行车来!我当时心中很反感,我想这个姑娘怎么啦?是不是精神有毛病?哪有这样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的!因为我在讽刺挖苦人对待自以为伶牙利齿之辈方面也不是庸手,所以我本能地反应就是想反唇相讥。可当我仔细看了她一眼后我打消了反击的念头。原因有两:第一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我从十多岁开始结交异性朋友,自认为交的都是漂亮姑娘,但和眼前这位比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气质上还是纯粹的相貌上,都要略逊一筹;第二这个姑娘无论是哈哈大笑时还是说话时,表现得都很纯真没有丝毫嘲弄人的味道,即她说你傻真的是发自内心认为你傻,说你好笑是她真的认为你这样做很好笑。只要不是恶意攻击和嘲弄我都不会计较,更何况还是一位看上去让人赏心悦目的漂亮姑娘。后来证明我这样做是绝对对的!因为接下来她不光带我到劳资科办好手续,陪我去另一个山头上的工厂食堂买饭菜票吃饭,还带我去认识了根据厂规在往后三个月内,我们这批从农村来的新工人,必须参加的学习班和规定要住的宿舍楼。在下午告别时,我知道她叫小E,而她也知道我叫小Z。

当时兵团后勤部叶延军部长听到高韩汇报于水河镇压群众之后就信以为真,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马上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大会上说于水河和崔庆元是镇压群众的坏干部,并把他们交给了群众狠狠批斗。

       
回忆当年高考的情境,如果说是刻骨铭心,那一点也不过份。首先是高考的机会来之不易,我是七四届高中毕业的知青,由于是跟父母亲七零年全家下放的,在农村已有八年,虽然之前有推荐入学的工农兵学员,然而对我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按照当时的规定,下乡两年以上才能被推荐,而我的下乡时间要从高中毕业那年算起,因此76年才有被推荐的资格,尽管当时我的表现很好,深受当地群众的赞许,但仍然没有被推荐。为此与大队支部书记进行了交涉,最后的结果是一句话——只有明年再说了。

工厂,是一个重要的组词,辞海中简单解释为:“直接从事工业生产活动的经济单位”,言简意赅,可由字面延伸出来的实体却是庞大的,单说我国,它横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就不知有多少个偌大的厂房,在这大大小小的厂房里,聚集着数量可观的员工。无论在辞海、字典里,共和国纪实档案里,都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名词。工厂虽说相对闭塞一些,但也不是像密闭在容器里,高高的围墙内也不只是隆隆的机器、高阔的厂房,里面聚集着一个个鲜活的群体,发生着一个个悲喜的故事,演绎着时代变迁,承载着喜怒哀乐。凡是有过工厂生活经历的人,他在工厂的生活经历就占据了整个人生的重要一部分,在他的人生中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每每回首往事的时候,工厂的生活是他必不可少的人生经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被子衣物坐厂车来到工厂。我到宿舍把东西放好后就来到了学习班所在的教室。所谓教室其实是一个大仓库,在厂内一幢还没投入使用的新大楼的九楼顶层,里面的课桌椅都是用装胶片的长方形木箱搭成的,两只空木箱叠起是一张双人课桌,一只空木箱放在课桌后面就是一张双人椅。我进教室时因为太早所以里面人不多,但小E已经坐在靠墙课桌的倒数第二排座位上,跟着一台小收音机在学英文,我一边和她打招呼一边在她后面的课桌上坐下。我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白纸,折成一只船形的烟灰缸放在我课桌的右上角,然后我点上一支烟开始吞云吐雾起来。小E看到我不时把烟伸到她背后的烟灰缸中弹几下烟灰,立刻就哇哇地叫了起来,说自己的外套是尼龙的碰到火星就是一个洞!我的回答很干脆,烫坏一件赔两件!她说你是不是很有钱啊?我说我没有钱但赔几件衣服的钱还有的!后来我们谈起才知道彼此下放在一个地区不同的县,我们都是和父母一起下放的,她一个多月前就来工厂报到了,是我们这一批人中最早进厂的。

不久,兵团第一副司令颜文斌来厂视察,这位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少将,由于是战争摸爬滚打出来的工农干部,文化低,工作方法简单,性格直爽,听到高韩汇报之后,信以为真,于是火速召开全厂干部工人大会,大批于水河、崔庆元镇压群众的罪行,并宣布说这样的坏干部不能用,要交给人民群众深入批斗,并要肃清由此带来的影响。

       
来到1977年,10月21日当从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后来才知道是邓小平先生的果断决策,比改革开放还要早一年多,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前奏。记得当时报名的时候是在公社的大会堂,还开了个短会,交了五角钱的报名费。由于十年未高考,报名人数有五百多人,各种问题多多又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一时吵吵闹闹。自己在想,怎么多人的报考自己有希望吗?犹如在夢里。接着就是备考的困难。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工厂的,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看着祖辈、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重复生活,我替他们感到憋屈。他们自己也喊冤叫屈,常常自叹:“庄户孙,庄户孙,辈輩不断根。”并常听他们艳羡地夸耀着:“你看某某家的儿子考学走了,这回好了。”“听说某某家的儿子在部队提干了。”“某某家的闺女顶替接班了,离开了这不稀罕人的农村。”他们还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认为当时这句话就是说给我听的。经常听着他们的议论,我打心里就不愿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干一辈子。都说“鲤鱼跳龙门”,我那时一心想跳出农门。

正当我俩谈得很投机时,突然来了两个年龄比我大一点的男青年。其中一个矮个子笑着对我说,朋友,这个座位是我们的,请你让一让好吗?我一听回头很真心诚意地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的座位是对号入座的,但不知道像我这样新来的人座位在哪里呢?矮个子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的位子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反正这三个箱子是我俩辛辛苦苦从楼下搬上来的,要不你也去楼下搬一套上来吧。我听了信以为真准备站起来让座,这时坐在前面的小E却回过头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吹牛也不脸红,这整个教室的木箱都是我们第一批报到的人,化了一个星期从下面仓库里搬上来的,那时你们根本还没进厂;而且这里的位子都是谁先来谁坐,根本没有那个座位是固定的!那两人听了小E的话一愣,但那个矮个子立刻对我强调说,不过这个座位真是我俩的,我俩坐在这里已有两个星期,不信你看,课桌里还有我俩的东西呢!我低头一看,箱子里有两个用酱菜瓶改装成的茶杯,由于当时我对这两个家伙欺骗新生的行为很感冒,因此依我平时的脾性是会把这两个茶杯扔到地下摔碎的;但一来这是我正式进厂的第一天,我不想立刻就惊世骇俗;二来因为小E在旁边,而且她还出于公道心帮了我,所以我不能把她搭进来;不过让座的事当然已是免谈。我从箱子里取出茶杯,轻轻地放在我身后的地板上,然后我拍拍手平静地看着他俩说,现在箱子里已没有你们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座位和你们无关了。这两个家伙以前大概从没有遇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所以都瞪大着眼像看外星人似的看着我半天不说话。这时一位自称姓路是本班班长的老知青走了过来,他先说了一些过去大家是知青,往后大家都是同厂的同事,因此决不能刚进厂就伤了和气的套话,然后倒很干脆地说出教室里的座位的确是谁先到谁坐,没有专属之说!结果那两人只能无奈地走开。不过以后我再也没有坐到过原来的座位,原因是那两个家伙后来每天都比我早进教室,早早占据了那两个座位。开始时我很留意那两个家伙的举动,因为我怕他俩报复小E。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会毫不犹豫把那两个家伙接过来由我来对付的。很高兴直到学习班结束也没有意外发生。

借助兵团首长的权威,高、韩把二机厂的形势整个翻转了过来。

       
当时我在吴江县庙港公社金明大队电灌站任会计并兼粮饲加工厂会计,工作不是很忙但难有抽出时间来复习,直至高考没有请一天的假。加之是文革中的毕业生,自己知道几斤几两,最困难的是几乎没有什么复习资料,记得上海的表姐也为我寄来复习资料。考前复习还是困难重重,尽管如此心中还是很坦然,道路已经开通不愁没有机会,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要不还有明年。

可那时想离开农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考学、接班、当兵。考学?而当年考学只有百分之二的几率,我当年考学差二十几分,在与父母的商谈下不再复读;接班?父亲在农村大半辈子,母亲脱离农村后因生活困难又回了农村,接班根本没有戏;当兵?这是唯一的出路,没有多选题。可当时还不到招兵时间。社员们都瞅着一个晃晃的大青年不到生产队里干活,队长也放出话来,说让我过几天就到队里干活。正在我准备先到生产队干一阵子再去当兵的节骨眼上,“平度第三棉油厂”到村里招临时工,来招工的人跟我家还沾着亲戚,爱张罗的舅母就劝我说:“快报名吧,棉花加工厂招人,俺娘家侄在那里干得挺好的。”于是我就报了名。

其实当时我虽然对小E有好感,但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原因是我当时有一位已谈了三年多的女友。有两次我和女友去电影院看电影,正好碰见小E,我还给她俩作了介绍。我和小E的关系发生变化是在我们学习班结束,彼此被分配到不同的车间后。当时因为我女友对我妈有成见,所以我俩中断了恋爱关系,而失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后补队员就是小E。原本我还准备等一段时间再说,但这时我又接到车间通知,说一个月后会派我去上海兄弟厂培训学习,时间要长达三个月。我想如果我此刻还不动手,很可能就会后下手遭殃让别人捷足先登,而我却只能在事后空叹息抱憾终身,这可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我做人的原则是: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明白!

如果说于水河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关系没有协调好,厚此薄彼,压制了少数人。

       
当年11月27日首先进行苏州地区的初考,考试为政文和数学两门,考场就在母校——庙港中学,一所由初中升格的农村高中。考试前一天住在公社所在地庙港镇的同学家里,俩人挤一个舖。翌日,考试前出了情况,准考证忘记在同学家里了,我还浑然不知,在步行去考场的路上,同学的母亲追了上来,急得她满头大汗,我永远记得那一刻,真是天佑我,否则……。初考似乎较顺利,题目不难,在规定时间内全部答了题。接着就等通知,看能否参加省统考。

不过,那个年代控制的很严,即使出去当临时工,生产队里也不放,就得有比生产队长更大的官说话才行。生产队长可能碍于我大舅当书记的的面子,我毕业后又没到生产队报到,这样瞒天过海,生产队长只好妥协了,最终达成了口头协议:要我每月向生产队交15元钱,买整劳力工分。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就这样,我就到工厂里去报到了。

我向一位为人不错、曾和小E下放在同一个大队、如今已成了我好友的老知青打听小E的情况。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过去在农村时看中小E的人很多,却从没听说过她看上谁或和谁谈恋爱。然后我又了解到,虽然我们新工人分到车间后都已像老工人样每天乘厂车上下班,但由于小E的家住在郊区,离工厂的候车点很远,所以她现在仍然住在厂内的单身宿舍里,每个星期只有周末才回家。因此有一天早班下班后,我没有随厂车回家,而是来到工厂生活区的大食堂前等候小E。大概等了十分钟左右,我看到小E拎着两个热水瓶从食堂大门走出来。她看到我很惊讶,说你们车间还没正式开工都是上早班,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家?我说我留下专门是为了等你的。她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听说你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是不是?她说是。我说我也没有女朋友。她一听笑了,说你不要骗人,你忘了不久以前在电影院你还给我介绍过你的女朋友。我说那没错,但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已经分手了,所以我现在已经没有女朋友了。她说那好吧,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仅和你有关系,而且关系还很大!她说我又不认识你女朋友,所以也没法帮你去缓颊。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现在你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我俩能不能做男女朋友?小E一听大窘,站在那里一口气连说了十多句你这个人真滑稽!你这个人真滑稽!——我说我滑稽不滑稽没所谓,但是我们是同一个厂的同事,今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你对我的问题一定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不要忘了!——最后小E一边继续像念经似的说我这个人真滑稽,一边拎着热水瓶往自己的宿舍逃蹿而去。

那么高、韩当时的行为是转了180度的弯,实质上是对绝大多数群众的打击,客观上又犯了镇压大多数群众的错误。因此,高、韩必然会遭到二机厂广大群众的抵制和反对。1969年,二机厂出现了历史上的经营亏损。

纪实文学,也谈40年前的高考。       
省统考的通知下来已经是12月中旬了,省统考的日期是12月23日至25日,统考在县城吴江松陵镇,当时公社很重视,派了机帆船送我们去,同学的父亲梁大新老师带队,还帮助解决住宿和饮食,上船后才知道,去统考的〔可能还包括报考中专的〕一共28位。由于是冬季,住宿安排在浴室,不贵又暖和,但考场在一所小学,天气寒冷还下着雨,课桌低矮,1.78米个子的我坐得很不舒服,真是应了那年的作文题——《苦战》。考试共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物理和化学一张卷〕。由于初考时的数学容易,而没重视复习,考得够呛。用物理原理来解最后一难题,而且还是出了错。记得考理化时,前面座位一女生一直发出“咝”“咝”的声音,原来是大冬天还在流鼻血,这是由于紧张造成的。监考人员也没有什么办法,一边流着鼻血一边答题,而且题目又不容易,我们考场只有我一人是提前半分钟交卷的,最后的化学附加题也没有做出来。出了考场大家都说没有考好。这对于文革中学习的是《工农业基础知识》即“三机一泵”和“农药”、“化肥”的我们来说,真是免为其难了。

我去报到的那家工厂距市区二十公里,离我老家三十公里。报到当天,我和村里其他两人到处打听着,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了厂里,简单报到后,分了宿舍,安顿下来后,就绕着厂区转了一圈,第一印象还不错,宽阔的厂区,高大的厂房。厂里管理也很清晰,分生产股、业务股、财务股、棉检股。生产股所辖锯齿、皮辊、驼绒、榨油、车床烘炉等车间;业务股负责籽棉收购储放、杠力、卫生、警卫、车辆等工作;财务股负责财务管理、棉检股负责籽棉、纯棉、棉籽检验,这两个股很专业。这样,整个工厂形成了“一条龙”的管理模式,从收购棉花,到锯齿、皮辊车间加工,再到脱绒车间脱绒,最终到榨油车间榨油。

整整一个星期过去,我没接到小E的任何回音。眼看离我去上海培训学习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我打电话去小E所在的动力车间,知道她当天上中班,因此我又留了下来。等到中班上班后,我打电话去小E的工作岗位,接电话的正好是她。我问她知道我是谁吧。她说知道。我问上次的问题有答复了吗?她说答复很简单,就是不行。我问能知道原因吗?她说第一是我比她矮,第二她父母希望她能找个大学生。我说第一点你肯定错了,因为我见过你的体检表,我比你高四公分,虽然不是很理想,但我比你高却是肯定的;第二点我不知道怎么和你讲,如果你也认同你父母的看法,那我只能说之前我错看了你。她问我此话怎讲?我说我之前看上你,除了你漂亮大方外我还以为你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结果搞了半天你还是个以父母的看法为看法的人!小E在电话那头想了想,然后问我能否愿意去她工作岗位?我说当然愿意。

几年之后,有次我去佳木斯参加兵团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偶然机会在兵团第二招待所,碰到高凤学,他对我和一同参加会议的二机厂现役军人马国明说,不知为什么他左眼失明了。而韩振江因在3r案件侦破过程中,同工厂党内对着干,兵团开除他的军籍回江苏老家当社员去了。

       
省统考后就是填政审表和志愿表了,政审表中包括一份“自我小结”;关于填志愿,当时只能填报三个学校各一个专业,我是填报了复旦大学〔力学〕、武汉测绘学院〔测量〕和江苏师范学院〔数学〕,接着就是政审和体检了,据说政审和体检是按录取人数的2.2倍确定的,等待政审的结果和通知体检。

我被分配到了六七十号人的锯齿车间,分两班倒。每班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两个保全工、两个动力工。其余的都是按电钮的、打包的、看棉花运送机的,喂棉花的、推棉籽的。我干了不长时间就当了保全工,也使别人羡慕、嫉妒,但不知恨不恨。有人就问我托的什么关系、什么门子?我一概不知,也不好回答。心里却美滋滋的。

我来到小E的工作岗位。她是负责看管制冷设备的,主要工作就是注意设备上的各种仪表。我一到小E直接了当问我,她父母的看法有什么不对?我说不是不对相反是太绝对。她说她人比较愚钝是否可以请我说通俗一点?我说我的意思是大学生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句实话,如果你找到一个大学生是个书呆子,那你还不如嫁给我!小E笑了,她说我想你大概因为自己考不上大学,所以就把大学生都说成是书呆子了!我说你错了,我不是考不上大学,而是考上了大学怕变成书呆子所以没有去上!因为当时是七十年代末,中国恢复高考才三年,当时能考上大学不输于古代中举人中状元,因此小E理所当然以为我是吹大炮,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我告诉小E,说我是在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参加高考的。我考得是文科,是当年那个有四十万人口县里的文科高考第二名。后来由于我唯一喜欢的中山大学没有录取我,却把我录取到了我最讨厌的师范大学,而且还是我下放所在地的分院,所以我就把录取通知书撕了没有上大学。我看到小E脸上有异样的神色,我问她是不是不信?她说不是,她只是觉得很可惜,如果我参加高考的凭证还在的话,她就可以带回家给她父母看看,然后说不定就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和我做男女朋友了。我一听大喜,告诉她稍安勿躁,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妈曾把我考大学的有关东西都捡起来糊好收藏好,并叹息说,我们Z家原本可以出个大学生,但人家眼光高不愿意去!

1969年,6、7月份两个多月的批于、崔学习班密锣紧鼓地开始了。每天都对于水河和崔庆元进行无情的批斗。厂工会副主席、机关党支部书记顾广兴被抓起来五花大绑捆起来,进行批斗。

       
终于等到了体检的通知,说明又前跨了一大步。体检是在吴江县人民医院,体检很简单,很快就结束了。体检结束后,受一起去体检的几位苏高中知青的邀请去了苏州,并去了江苏师范学院,我的几位同学在该校学习,也有好久不见了。在学院走了一圈,还在学生食堂吃了饭。也许是就是这次探访,冥冥之中使我录取在该校。

工厂的生活是张弛有度的,上班时,都身穿工作服,戴上工作帽和口罩,有些工序还要戴上套袖。一旦进入了车间就如同士兵进入坑道准备作战一样,因玩机器如玩虎一样,弄不好就要让它咬着,影响到身体安全和工厂的效益。那时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两班按工作量计酬的,比着干,因为直接涉及到员工工资,大伙都在关心这件事,都很关注车间里那个不起眼的小黑板,那上面写着的就是上一班的工作量,那就是目标和方向,都在暗暗发誓超过上一班。那时领导也不用打气,无形中就增添了力量。

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小E的单身宿舍,把我妈给我保存好的大学准考证、分数单、体检通知以及录取通知书交给她。她看到这些东西直摇头,然后说她这个周末回家,让我下个星期听答复。这次小E表现得很好,星期一就通知我下班后去她宿舍。她在宿舍里告诉我,说她父母知道了我的情况后,都觉得很难判断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决定把她和不和我交往的权力交给她自己,而她自己的想法就是和我交往试试。——

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李民宝,也在学习班上遭到无情的批斗。我在学习班上也是受到多次的点名批评,幸亏我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个人历史清白,他们无法在我身上下毒手。

       
等待是一种煎熬,更何况是能否等到?听说一些人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越到后面越是心急,甚至有些失望。大约是农历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已经记不清是那一天了。午饭后我在楼上,躺在床上听着广播剧,听到楼下一片嘈杂声,因为平时经常有人来,我也没有在意,紧接着有人喊我下楼,一到楼下才知道来了好消息。来通知的人是陆港商店的一位年轻姑娘,说是电话打到釆购站,我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后来就是这位姑娘,成了我的妻子。当时张校长一直在邮局等消息,故他是首先拿到的人,当我到离家7华里远的公社所在地庙港镇时,录取通知书已经交给我在医院工作的母亲了。那时根据政策我母亲已经上调回原单位工作。拿到录取通知书是江苏师范学院的,录取在化学教育专业,似乎有点不太相信,我没有填报这个专业,是不是“化学”和“数学”搞错了?想想不可能弄错,如此重要的事不会儿戏。无论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能录取已经是上上大吉了,虽然不是很兴奋但还是非常高兴的。对于一个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来说,可以说命运从此改变了,在当时那个年代其意义不言而喻,从此人生有了新的开始。并且我就读的那所中学,从七三届〔开始办学〕到七七届,五届学生中考取本科的仅我一人,我是多么的幸运啊!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农村中学的教育质量是不能恭维的。那时虽有不少的祝贺,但不像现在有很多的宴请,只是发了点糖果和香烟,多数还是在母亲的单位。由于我是全家下放,虽然母亲已经上调、弟弟已经招工,但经济上还是比较紧张,当父亲知道师范专业是发放伙食费的,还是轻松了不少。接着要办理户口迁移和粮油关系,以及团组织关系等。然后期待着开学的那一天了。

车间里的每道工序都是重要的一环,每个人如同机器上的每个螺丝一样,只有都拧紧了才能发挥作用,拧成一股劲,才能出效益。那时的整个车间都呈现着一番繁忙的景象,喂棉花的工序是清一色的女工,姑娘们或站、或蹲、或坐在棉花堆里,漂亮的外表已吞没在棉花堆里,淹没在灰色肥大的工作服里。在这里,她们大都不太讲究自己的修饰,追求的是班组的效益,那就是自己的福利,就是最大的动能。她们面对着的是偌大的鼓风机管道口,就像一只巨大老虎的虎口一样,不停地吞噬着白花花的棉花,“老虎”只有吃进去才能出效益,它的胃口可真大,几乎没有吃饱的时候,除非一下子喂得多了就把它撑坏了,这时赶紧叫停,疏通好管道,否则影响到整个班组的效益。因而女工们总是不停地用杈、用手翻动、输送着棉花,多了堵,少了不够,她们总是揣摩着“老虎”的食量,欢快地翻扬着白白的棉花,就像大海里翻腾的浪花一样。

学习班采用小会煮、大会批的办法。白天小会上对于、崔等干部围攻批斗,每天下午四到六点钟,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对这些人进行大会批判。并让于崔等干部多次在全厂大会上作检讨。但无论他们做出怎样深刻的检讨都是过不了关的。

       
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高考在冬季,那么入学就在春季了,可能是唯独的。我是3月5日去学校报到的,父亲陪同我一同前往,同时他还可以看看在苏州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从老家到学校不很方便,清晨起来步行七华里到庙港镇,乘轮船到震泽镇,转乘汽车至苏州。报到那天有学长们在车站接待,到学校很快办了入学手续,然后去安排好的宿舍,随身的行李不是很多,有同学等帮助拿,我们的宿舍在“子实堂”的四楼,有一位着装像是电工的中年男子,帮我把皮箱从楼下拿上来,一直送到四楼的宿舍,我很是感激,给他抽了支香烟。而这位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好像不是报到的最后一天,并且还有入学教育等,因而就和父亲及他的朋友去了虎丘等园林玩了二天。以至于老同学来看我都没有遇上,以及分在那一小组都不知道。

下一道工序就是就是我和一位姓董的老大姐操作的两台机器,大姐操作着左面那台,我操作着右面那台。这是两台将棉花的籽分离出来的机器,在当时全市七家棉油厂中属最先进的,密密的锯齿一如一颗颗犀利的牙齿一样,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当时能操作着这样的设备,内心里也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我也曾暗下决心当好保全工。在我左面的大姐大我十岁左右,是一名老保全工了,她操作起来娴熟、稳健,潇洒自如。我起初一点不懂,一招一式都跟她学,好处我模仿的还可以,不过有点过火。我见她坐着的时候,就坐着,见她站起来的时候就站起来,弄得她也怪不好意思。她就告诉我:“小乔,其实看这种设备也不难,只要别堵了、别空了就行,看着有点堵就挂低档,有点空就挂高档。”噢,这回我明白了,一般挂到高档上,这样效益高,不堵设备,除非棉花少了、空了,我才挂到低档上。再也不用起坐不自然了,而是看着设备运行的规律,轻松自如地操作着,有时我还绕到周边溜达溜达,真像一个多年的老师傅的样子。你还别说,操作熟练了以后,班组效益大增,远远超出了二班,领导和同事都在夸我,因为当月拿到手的票子多了。不过我也有自知之明,我只是起了一个关键作用,这是大伙共同操作顺畅的结果。

长达两个多月的批斗于水河崔庆元学习班结束后,原多数派的干部绝大部分下放到车间班组劳动了。

       
当时的政治氛围还是很浓,记得上学时要带上《毛泽东选集》1~5卷,政治学习还是必不可少。我们这一届只有一个班,记得是录取了64名,报到了60人左右,我们宿舍就有一个没有来报到。班级还是很有特色,一是来源的多元化,有学生、工人、农民、职员、教师等其中不少是知青;二是年龄相差很大,年龄大的是年龄小的一倍,还有师生同一班的,老三届和应届生各占1/4,其他往届生约占1/2左右。老三届的经验阅历丰富,年轻的很是幼稚青涩;三是能一次就考上的,智力个个上佳,学习上一个比一个用功,由于文革的忱误,似乎要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四是几乎没有夸夸其谈的,人人都是实干家,因此毕业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业务上都是一把好手。相对而言当领导的和企业老板的真的不多。

运送棉花的工序,一个女同事站在高高的车间平台上,不停地操作着运送机,见有点堵,她就挥挥手,我就减档或拉下手柄,台上台下配合的很默契,为的是出效益。

于水河到二车间清扫铁屑,崔庆元到三车间锻工班劳动,原政治处宣传干事袁加法到厂锅炉班劳动,车间主任李民保到厂产品包装班劳动。

       
入学教育的一大主题就是巩固专业思想,社会改革的初期,又是重视教育的开始,优质师资的缺乏十分突出,教育我们要为党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生。而后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同学就是那样做的。我毕业分配在一个教师进修学院,后来改为教育学院,又后来三校合并为高等专科学校。从开始时的一名普通教师到教研室主任,从系主任助理到系副主任直至系主任,一直是在教学的一线工作。在政治上我不是个积极上进的人,更不一个溜须拍马、巴结领导的人,似乎还有些清高。当时学校党委安排我加入九三学社,后来成为学校九三学社的主委,市九三学社的委员。曾任两届市政协委员,其中一届是政协常委。现在我已经退休,什么职务也不担任了,一身轻松。40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40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守护着一份尊严和从容,坚持着一份霍达和淡定。我的同学多数也已退休或接近退休了,衷心祝愿我们都有一个乐享安逸又健康的晚年。

打包的那道工序有六名男工,打包机两边各站立两名男工,认真地观察着打包机的升降,待降到一定程度,就迅速地穿铁丝,用钳子把做好铁丝扣,打包打得快,也会出效益。打包的紧张时候,他们也都喊着号子,叫着:“快点、快点”,不紧张的时候,他们在打包机周围也说笑着,有时还互相开着玩笑,真是:累,并快乐着。

二车间党支部书记石希照到副业队劳动,庄魁元到基建队木工班当木工。

下班后,我们都带着一身棉花绒回宿舍带上脸盆、肥皂、毛巾、换洗的衣服,直奔厂里洗澡堂,热气腾腾的洗澡堂在热情地迎接我们,洗澡堂里气雾缭绕,散发出特殊的熟悉的味道,我们一个个脱光了衣服,如同下饺子一样,一个个跳进水里,洗澡堂里又成了欢乐的海洋,洗好、冲好,同事们结伴回到宿舍。

我被下放到粮店卖粮,就这件事,我说了一句,一朝天子一朝臣。因为这句话,受到现役军人张党芳多次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的批评。

那时的宿舍都是用砖和水泥垒的一溜通铺,一间宿舍里头朝外并排摆着十几个脑袋,大都是一个车间的,有不是一个班的。上下班时可就热闹了,上班的下了班,接班的还没走,就说着笑话,开着玩笑,那时还没有黄段子,是带黄的故事,情节很刺激。记得一个姓兰的同事,真是说黄色故事的高手,脑子里不知储存了多少故事,与说故事高手莫言有得一比,他整天说也说不完。他说出口的故事就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他自己不笑,总是引发满堂喝彩。

姜杰从牛棚解放出来分配到副业队主持工作。

同一宿舍里还传说着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记得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是说同宿舍二班一个姓窦的同事,下了班就急急忙忙去洗澡,到了雾蒙蒙的澡堂,就一头闯了进去,结果脱光了正在洗澡的女工们“啊,啊”地叫了起来,年龄小的就赶紧遮挡着、躲避着,年龄大的女工一边骂着,一边往外轰着,把这个姓窦的同事撵出女澡堂。消息不胫而走,洗澡回来,就开始传这个真实的故事,有人还打趣地问小窦:“你进去看到了什么?”小窦鼓起勇气才说了一句:“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白茫茫的一片。”这个故事一直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大半个厂子的人都知道了,那段时间,小窦真有点抬不起头来。

当年9月,由高韩等人一手包办成立的厂革命委员会庆祝大会召开了。革委会主任由兵团委派一名部队营长,但没有到任。副主任由现役军人张党芳和原厂生产科科长赵宪增担任。工人代表是一车间工人王月平,妇女代表由二车间工人杨玉芹等五人组成。

宿舍里人多,接触的男女同事也多,了解的信息也多,大多都在品评着哪个女同事漂亮,“脱绒车间的小王很温柔,很漂亮。”“锯齿车间二班的小姜眼大,很活泼,工作也好,按电钮。”“我看小邵个高,皮肤好。”“小邵嘴太大了……”躺在宿舍睡不着的时候,听着同事的议论也满有趣,现在仍记忆犹新,仿佛回到了那欢乐的集体宿舍里。

但这个革委会还真是短命,就在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召开的当天,接到兵团司令部文件,指示二机厂不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了,仍然按部队编制组建。厂长政委以及厂级副职干部由兵团委派。现役军人导演的这一闹剧当天就结束了。

那时在一溜十几个男宿舍里,互相串门,认识了不少人,了解了不少事,期间耳闻目睹过不少新奇事。有一次,吃饭过后溜达到一号宿舍门前,只听里面“嗷嗷”地叫着,推门进去一看,高大魁梧的同事小腾一口咬着粗大的绳子头,绳的那头是两个男同事用力拽着,我当时就为小腾担心,捏了一把汗,关键他是用牙咬着,牙的力量怎能拽过两个壮小伙?可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从小腾的脸上隐隐看出,他在慢慢发力,对面也在加劲,不过绳子有点抖动,这时,只见小腾猛一歪头,就把那两个男同事拽了过来,围观的同事齐声叫好,我暗暗佩服小腾:身大力不亏,也慨叹:高手在民间啊!这次我们收获的是精彩,而两个男同事没人输掉的是五斤饭票,可能因小腾块大能吃,输给他的是饭票。

十月份,政委朱玉池到职了。朱政委原是部队师级干部,师后勤部政委。1965年转业,是组建兵团六师筹建领导小组组长。1946年参加革命行政十四级。

在这里,还要写写一个姓辛的工友,恕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是青岛下乡知青,不知什么原因,也成了我的同事,这个青岛小哥确实帅气,二十郎当岁,留着大背头,身穿喇叭裤,脚蹬黑皮鞋,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气度不凡,风度翩翩。我一入时就惊讶,厂里竟有这么帅气的同事,一打听,原来是下乡知青。再一打听,他还在我老家住过。我便回家问父母,母亲说:“是有一个姓辛的全家在咱村住过,叫辛崇敬,他当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咱村劳动改造。”听了母亲的话,我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我便和他拉起来近乎,也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小辛的到来,简直给厂里的小青年带来一场“革命”,留长发、穿喇叭裤的渐渐多起来,时髦浪漫起来。

他被兵团任命二机厂党委书记、政委。当时兵团团以上正职领导干部清一色全是穿黄棉袄的现役军人,据说当时团以上干部任正职的黑棉袄干部只有两人,朱政委便是其中一人。他曾经是兵团颜司令员的老部下,可是朱政委这一背景,高韩等现役军人并不知晓,他们自以为自己是现役军人,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对刚刚到职的黑棉袄朱政委不屑一顾。

小辛的光亮远不止于此,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吸引着年轻姑娘的眼球,有人羡慕,有人等待,有人竟大胆尝试。就和我同车间姓李的女同事,长得很漂亮,也很活泼,她主动地向小辛进攻,真有点“凤求凰”的感觉,想凭自己的姿色打动小辛,那时经常在宿舍门口或从宿舍窗户就能看到,小李从我的宿舍前走过,走进了小辛的宿舍。那个年代能有这么大胆的举动,真是开放。不过,小辛作为一个下乡知青,不可能娶一个农村女子,他只是逢场作戏,看重的是小李的姿色和风流,这件事没有下文。

朱政委到厂后不动声色的了解情况,像个老工人似的整天到工厂各处走走看看,听听各方面群众呼声和意见。

还有位李姓同事,个儿不高,说话温和,整天笑嘻嘻的,我进厂的时候,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话还很客气。接触时间长了,我也了解了他的一些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批知青下乡到老李的村子里,其中一个女青年年龄大了,以为回城无望了,看好了老李的稳重朴实,就嫁给了老李。过了几年后,她就开始嫌弃老李老实、没本事,整天和老李吵架,老李也没办法,后来跟别人跑了。记得当时我见了老李还问过他:“你真不简单,还能娶个女知青。”老李叹了口气说:“唉,那是中看不中用的。”还真像老李说的这样,只给老李留下了一双儿女,我觉得老李这人很可怜,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加上工厂党委还没成立,班子其他成员还没有到职,所以朱政委不动声色,对工厂运动是非不做任何表态。

厂里还发生过一件件令我感动的故事,当我的右脚不慎削下脚指甲的时候,车间主任和同事搀扶着我,已近五十岁的李医生安慰着我,并细心为我治疗护理,使我感到了人间真情。

经过一个多月调查研究。朱政委初步认定,年初三月份进厂的高韩等人在纠正于水河的兵筹领导小组的工作中,没有很好地站在党性的立场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犯了不自觉站在多数派立场上工作的错误,但是高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错误的定性于水河镇压群众,开展过火的批于行为,并在组织上清除了于水河时期的一大批干部。高韩这样的行为也是错误的,这些不单打击和挫伤了大半部分干部工人的工作生产积极性,还把自己处于了多数人的对立面。这些错误如果不扭转过来,那么就无法把工厂的运动搞好,更不可能把工厂的生产经营搞上去,实现扭亏为盈。

我还感受到了老厂长郭典璞对我的谆谆教诲,热情鼓励,体验到张厂长的平易近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有幸遇到了一位从部队转业来厂的年轻厂长,办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说话只讲5分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他对我尤为关心,有几次到我的工作岗位指点迷津,积极培养我厂长。当我提出想当兵时,这位热心厂长竟爽快地说:“热血青年就应该去当兵。”当时我真没想到厂里的一把手能说这样的话,把自己精心培养的人送去当兵。想到这,我非常感激这位可敬可爱的姜厂长。

澳门新莆京官网 ,没事的时候,绕着厂区溜达,心情好极了,男同事看女同事是风景,女同事看男同事同样是风景。于是乎,厂区间路上,场外的马路上处处可见男女同事的身影,呈现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男女同事都收获了好心情。

后来,我就参军了,回来后本打算回厂里去,拜访过去的老领导、看一看同甘共苦的同事。可不知什么时候,厂子宣布破产了,员工四散了。更巧合的是,在原来的场址见了一座大型变电站。作为一名供电人,我下乡到变电站的时候,那里就曾是我几十年前居住和为之奋斗的地方,变电站周围的柏油路,就曾是我几十年前骑着大金鹿在上面穿行的沙子路,曾勾起我多少回味和遐想……

工厂,那是刚我走上社会的温暖怀抱,是我心灵的港湾,也是我走向军营的演练场。我忘不了领导对我的培养,忘不了同事对我的关心,忘不了那片土地,忘不了那一座座厂房……现在原来红红火火的工厂不见了,原来朝夕相处的同事各奔东西。抚今追昔,我无比怀念当年的领导和同事,我更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

乔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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